心灯：世人需要的精神家园

霖然

　“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有谁会想到， 《红楼梦》 里千娇百媚的“黛玉”，竟会剪下了万缕青丝，遁入空门？

　　她的法号妙真，她的俗家姓名陈晓旭，因参演电视剧 《红楼梦》 曾红透一时，因投身商界而身家上亿，但在这名望和财富之巅，她却离开了，这一举动，让芸芸众生惊诧莫名。

　　从霍元甲的扮演者黄元申剃度，到歌星李娜皈依青灯古佛，再到“林妹妹”遁入空门，演艺圈的出家名单已经长长一串，如果再将目光转向商界、政界、知识界，礼佛之人更是比比皆是，而华东师范大学最近的一次调查更得出结论，中国已有3亿人信仰宗教，其中知识精英多数选佛。

　　在世人眼里，能得名、权、利三者，可谓功成名就，跻身精英一族，但身处时代的潮头浪尖，面对欲望的快速膨胀，社会的急剧变迁，价值体系的崩塌与重建，无疑也感受最深，苦痛最烈。

　　世人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精神家园，给心灵以清凉和慰藉，这是当今必须直面的问题。

　　探寻的队伍，从一开始就兵分两路，一路目光投向传统资源，一路放眼眺望西方文明。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孔子突然走红，佛教日益复苏，基督教信徒日众，甚至土地公和财神爷，也各有各的“市场”。当下的时代，是一个信仰开始蓬勃，精神家园重建的时代。

　　多元的价值观如何角逐，中西的文化如何共融，信仰的竞争最后如何和衷共济？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历史来雕琢的过程，无人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

　　而对于当下的精英而言，对于这个国家的民众而言，无论选择哪一种信仰为自己的人生底色，不能逃避的是对个人价值的思考，对社会责任的选择。

　　本刊因此选择了7个样本，他们或多或少与佛教有关，但他们身上更体现着个人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多元——在他们的身上，两相共鸣，让人生有了更加亮丽的色彩。

霖然

　　三亿中国人信教

　　知识精英多选佛

　　3亿教众？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宇教授，最近突然忙了起来。

　　这一切，缘于一个调查项目——“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刘仲宇是这个调查项目的主要撰稿人。

　　这一调查尽管只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的子项目，占整个课题的比例很小，却格外引人注目。

　　BBC、美联社等海外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并引发诸多猜测，原因就在于：根据该调查得出的结论，中国大陆有宗教信仰的实际人数，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三倍，已达3亿之众。

　　尽管这一惊人的数据引起了很多质疑，但刘仲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坚信“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调查”。

　　刘仲宇介绍，这一调查始于2005年暑假，调查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16周岁以上人口，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00多份，回收率高达91.2%。

　　调查显示，明确表示具有宗教信仰者为31.4%，表示不信仰宗教者占68.6%。

　　依此推算，得出“3亿教众”的数字。

　　面对这份调查数据与官方统计数字的差异，刘仲宇解释：“政府宗教部门统计的是在册的信众人数。如果一个老太太90多岁了，年纪太大不能到庙里去，就待在家里念佛，那她到底算不算呢？我们的调查是由调查员亲自把问卷送下去，所以非常真实可靠。”

　　至于5000个样本是否太少，刘仲宇说，“从统计学角度来看，5000的样本已经够大了，关键在于是否随机。”

　　这个调查，刘仲宇委托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调查中心操作，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区，是完全的随机抽样。

　　由于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社会分层性，所以用不同的方式“抽样”，会带来不同的调查结果。当记者追问，这种“完全随机”是什么概念时，他有点语焉不详。

　　记者提出是否是采用先通过电话联系、再送到被调查人手中的方式，刘仲宇认为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会加入“确定条件”，即把不拥有电话的人群排斥在外。

　　“那么是否是采用随机抽取户籍的方式？”他表示，因为他本人没有参与具体的调查，所以不知具体的抽样依据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是佛教

　　根据刘仲宇的调查报告，信教群众中有33.1%信仰佛教。据此推算，中国大陆的佛教信众就高达1亿，居五大传统宗教之首。

　　在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为什么偏偏是佛教扮演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不是外来的基督教，抑或本土的道教？

　　基督教来华不过二百年，又与近代帝国主义入侵有着脱不清的关系，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不难理解，而道教信众不多，刘仲宇认为这与近代以来，佛教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早且比较成功有关。

　　从19世纪末，杨文会大量刊刻佛经、创办僧学，开始了近代佛教复兴。此后不断有爱国志士力图用佛教来提高国民素质。民国时期，佛教刊物多达170余种，而道教刊物只有2种。而利用刊物进行宣传，完全是现代产物。

　　刘仲宇说，本来佛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现在却越来越入世，这和佛教在近代以来不断适应现代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仲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在知识精英阶层，信仰佛教的比例最高。这表明，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第一选择。

　　治市场经济之心

　　明代的林兆恩曾提出“儒教治国，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之说。区别于儒道两家，佛教更多的是解决人内心的安顿问题。

　　刘仲宇告诉记者，在他的调查报告中，16至39岁的信众占全部信教样本人数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占总数的9.6%。调查表明，年轻人占了信教群体的主体。

　　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刘仲宇认为，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宗教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与过去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安全感下降。个人生活的不稳定，人情的淡漠，人际关系的疏离，引发普遍的焦躁不安的社会心理；还有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些情况都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据台湾学者李亦园的研究，到1965年，台湾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众人数增加了150%，但1965年之后，这些外来宗教突然停止了发展，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传统宗教迅速发展，这一情况目前仍在延续。而1965年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年台湾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即实现了工业化。

　　刘仲宇将此解读为“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也是如此。在精英层，是所谓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受西方思潮冲击下坚守本土文化的阵地；普通民众虽然未必会这样思考，但都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了“回归传统”的心态。

　　不仅治理市场经济带来的迷乱之心，宗教还适时地为市场经济提供伦理资源。这有似于马克思·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联动过程。

　　刘仲宇还曾花五六年的时间，研究民间日益兴旺的“接财神”信仰，他认为，财神从道教的小神升格为佛教的主神，背后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追求的神圣化。

　　有的地方将关公视为“武财神”，关公的精神核心是“忠义”；比干是“文财神”，因为比干被纣王剖心，无心者最无私。

　　刘仲宇说，这些解释就包含了宗教伦理，财神可以保佑人发财，但不保佑不义之财。“这和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是一致的。”

　　刘仲宇特别强调：“没有信仰的人是最可怕的！三亿人信仰宗教，精神上有了寄托，这本身就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贡献。”

　　信教更多是精神需求

　　此前披露“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的一家媒体，在报道中引述刘仲宇的话，称结论之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更多是比较基于现实主义的，来源于宗教自身寄托心灵的思考较少。”

　　刘仲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他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

　　在以往的大量论著中，都认为中国人信仰宗教的目的通常非常现实，这一直被作为一个“学术常识”被传播着。但本次调查却表明，信教更多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

　　在最近陈晓旭出家事件中，一度有传言称她出家是由于患了乳腺癌，后来她的家人明确否认，表示她潜心修佛已有7年，出家是水到渠成之事，这些都透露了相同的信息。

　　“宗教在可预见的将来，我想至少是一千年之内，绝对不会消亡。宗教的神圣性是一切世俗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宗教对人心灵的慰藉，也是任何科学不能替代的。”在采访结束时，刘仲宇这样强调。

　　如果不出意外，4月中旬，国民党将产生一位身为佛教徒的党主席，就是人称“伯公”的吴伯雄。在三民主义的党训之外，他的佛教徒身份，与身为基督徒的原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将构成有趣的对照。

霖然

　进退有据，圆融细腻

　　已经甚少站在政坛第一线的吴伯雄，没有想到一场“特别费用案”风波，会把声望正如日中天的马英九“拉下马”来，当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依照序列，推上代理党主席的位置。

　　“担任代理党主席，已经超出了我的生涯规划。”他这样反复申明。同时，他也一再说明，自己既然在国民党的这一多事之秋，被推上风口浪尖，那么他将“忍辱负重”。

　　这几年，吴伯雄已逐渐淡出政坛，如今却得重掌国民党党权，首要的任务，就是促成有心代表国民党问鼎 2008年台湾“总统”大位的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团结合作，阻止国民党的分裂。

　　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政治调解，需要极为细腻、圆通的政治手法，方能收一时之功，也才能成就国民党的2008年大业。

　　虽然亦遭受王金平阵营的极大质疑，但国民党内普遍认为，以伯公的“无我”、无私的人格，辅以他圆融的操作手腕，会给“马王合”带来巨大的想像空间。

　　自从2005年马、王二人竞争党主席结下梁子以来，国民党的这两大“天王”已经像围棋术语中所说的：“王不见王”。即便是两王相遇，也总是貌合神离。

　　大年初二，国民党内的“二王”却坐到了一张桌子上。

　　吴伯雄以礼佛的名义，邀请马、王齐赴自己老家中坜禅净中心共进晚宴。在简单的上香行礼后， 晚宴开始，一时觥筹交错，酒意微曛。

　　在伯公的怂恿下，王、马二人竟当场喝起了“交杯酒”。伯公又趁机起哄，要把二人送入“洞房”。

　　为了营造马王合的气氛，禅净中心的墙上有意无意地贴上了“退一步逍遥自在，让三分吉祥平安”的对联，而对联的横批是“诸事圆满”。

　　以佛教的处世态度，来试图化解王、马二人的心结，吴伯雄的用心可谓良苦。其手法之婉转细腻，又颇显老到。

　　刚代理主席不几天，面对王、马的争执不下，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已经显出了他的功力。

　　倘若有人能细加留心，就会发现，促成马、王二人喝“交杯酒”的中坜禅净中心，属于佛光山的道场之一。当年，在政坛上正高潮迭起的吴伯雄，与宋楚瑜两人竞选台湾省长，而李登辉就是在这个地方，劝退了吴伯雄。

　　不同的时空，却面临同样的处境，吴伯公显然是希望王、马二人能摒弃心结，希望其中有一人能拥有他当年的气度与胸襟。

　　政治终究是理性的，实际的，绝非凭着酒意就会“永结同心”。随后几日，吴伯雄又分别穿梭于马、王之间，晓以大义。他甚至明确讲出自己当年礼让宋楚瑜的那段旧事，说明顾全大局之可贵。也许是这种现身说法发生了效应，终于使二人达成“不管谁最终出线，都首先征询对方是否愿意出任副手”的承诺，使“马王配”或“王马配”初见曙光。

　　以“退”的方式稍稍化解了马王的对立，吴伯雄自己却“进”了。

　　3月8日，他宣布参加国民党主席的补选。当此国民党面临“大劫”之时，吴伯雄以勇毅的担荷精神，试图去挑起这个百年老党的重担。

　　退一步海阔天空

　　吴伯雄早先原是台湾政坛的长青树。他曾担任过“内政部长”、“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副主席等党政要职。

　　吴伯雄家族是桃园中坜的望族，家中父辈有三人曾活跃于政界。吴家拥有庞大事业，经营或入股多家公司，资产丰厚。

　　挟着家族雄厚的政经实力，吴伯雄二十八岁时就选上省议员，三十三岁当上县长，是台湾政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县长。

　　由于步入政坛早，加上吴伯雄本身灵活的交际手腕，他的从政之路可谓是平步青云，在当时被喻为“明日之星”。甚至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他很可能会出任台湾的“行政院长”，甚至“总统”。

　　但是他的仕途也并不如外界想像中那么一帆风顺，亦历经好几次的政治起伏。在他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时，他却由“内政部长”被降至台北市长。

　　甚至在表明参选台湾民选省长时，又因李登辉青睐宋楚瑜，而与“省长”的职位失之交臂。

　　当时，由于同时拥有最高的声望与民调数字，又有最扎实的基层组织，吴伯雄最初曾坚持选省长，并且说出“上山下海，就算只剩阿里山，也要选到底”。

　　后来，当他知道李登辉已属意宋楚瑜，加之又受到星云大师的开诫：“不要自己画圈圈，把自己圈在里面。”因而豁然开朗，放弃参选。

　　在他退选后，宋楚瑜隔天即到“内政部”来向他表示感谢，吴伯雄竟大方接待，陪着他在“内政部”拜票，还说：“我心情好极了，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现在回头看，那时若坚持要选省长也选不上。”吴伯雄回忆指出，因为没有资源，但却可能把宋楚瑜害了，也会把国民党害了。吴伯雄历尽起伏，早就看开，再谈起往事，显得云淡风清。

　　角逐省长失利，吴伯雄被冷冻至“总统府”好一阵子。好不容易获得重用之后，又因国民党地方县市长选举大败，为表负责，他只能作为李登辉的代罪羔羊，辞卸党的秘书长一职。

　　离开中央党部后，吴伯雄当上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会长，而且一连好几任。在这里，他醉心于公益，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推动客家文化及佛家理想之上。

　　得者，我全力以赴；不得者，也心安理得

　　吴伯雄并不讳言，跟其它的行业比起来，从政比较能够做出更有贡献的事情，“有机会，我就随缘；如果没有，我也不会耗损很多时间去强求。”吴伯雄形容自己的心境是不推责任，不揽事情，不怕讲话。“凡事心安理得，但求问心无愧。”

　　这种单纯与善良，或许正是他能充当“调人”的性格资本。

　　在李登辉时期，吴伯雄多次担任“调人”的角色，在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人士之间折冲。他运用丰沛的人脉关系，化解大老之间的矛盾，同时亦与党内中生代维系密切关系。

　　1998年，正是他成功说服马英九出来参选台北市长。“他绝对发挥临门一脚的功能。”一名资深政治记者观察。倘若无伯公，马英九现在不知还在哪个大学做教授呢。

　　单纯与善良的性格不仅有利于处事，也有利于自处。

　　历经政坛起伏，他深刻体会到做事的分寸，更从佛法中体悟出“一切随缘，成功不必在我”的道理，目前忙于党主席选举的他少了患得患失，多了份从容自在，“得者，我全力以赴；不得者，也心安理得”。

　　要想心安理得，就要有定力。

　　“佛教不是自己到山上精研佛典苦修就够了，应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发扬伦理道德，净化人心。”这是吴伯雄的观点。

　　他经由宗教得到了心灵安定，另一名政治人物王金平也是如此。通常，在台湾“立法院”蓝绿“立委”吵成一团时，王金平都会拿出佛经来念一念，以一个无形的罩子，将自己隔绝于混乱之外，以静下心思考。

　　只不过，面对权力纷争，不知伯公这个佛教徒，怎么去说服王金平这个佛教徒。

　　曾经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电视台作为一个公器，转播了佛教就必须要转播其它宗教的活动，他回答得妙：“我们转播的并非宗教，而是文化。”

霖然

　港台媒体，习惯称刘长乐为“神秘的大佛”。大佛是指他的长相酷似弥勒，他本人又笃信佛教，神秘是指他的背景。

　　1988年之前，刘长乐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1990年驻足香港，短短几年时间，他迅速地聚集了大笔财富，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他排名第145名，而有关他的背景与资金来源，向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他的人生经历总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从军十年，媒体十年，下海近十年创办了凤凰卫视。在2006年，“凤凰人”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十年华诞。

　　他在凤凰卫视成立之前，在商界就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人物，在文化建设上的业绩也令人瞩目。但他对自己和公司的宣传始终低调，所以有些事一直鲜为人知。

　　很难知道他怎样与佛结缘，始于何时何因。但早在1991年这种缘分就已经开始，当时他创立“乐天公司”，是“凤凰”前身。命名“乐天”，已有乐观、达观、豁达、超凡脱俗之意。创立初期，即与当时健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现代电子数码科技，储存佛寺、佛、菩萨等资料，将古老、抽象的理念形象化，图片达数万张。

　　而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件物什非同寻常。一本他少年时读过的书，前苏联作家卡维林的小说 《船长和大尉》 ；一尊布袋和尚的塑像，布袋和尚笑口常开。他说：布袋，也是不带，说的就是放下。

　　他每见到佛像都要敬拜，往功德箱里捐点钱。

　　他每年都要到五台山礼佛。2002年，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遭遇严重交通事故，昏迷不醒，他带着凤凰卫视高层领导与刘海若的妹妹，赶往五台山为其祈福超度。8天后，刘海若苏醒过来。“当然这里头包括医护人员和她的努力，但我相信冥冥中有佛力加持。”他还在五台山举行凤凰卫视的工作会议，参加人数达百余人。

　　新闻传播人，还是宗教传道者

　　2007年1月11日，既以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的工作身份，又以身为佛教徒的个人身份，刘长乐来到位于台湾高雄的佛光山，与星云大师进行对话。

　　话题从“凤凰与佛的缘分”、“包容的管理哲学”一直到“和谐社会”。他说，“凤凰”讲和美，佛教讲慈悲，有着同样的精神核心。

　　如果聆听到这样的谈话，你一定会恍惚：这个长得像弥勒佛的人，到底是传媒人，还是传道者？

　　他创办凤凰卫视的初衷简单而充满野心，他的梦想是把公司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华语电视网络”。如今，凤凰卫视同时拥有5个频道，它的新闻节目，已使它成为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电视传媒之一。

　　他主导的凤凰卫视一直慎用新闻的概念，它的新闻播报称为 《时事直通车》 ，新闻评论节目称为 《时事开讲》 ，新闻频道称为资讯台，从“讲”、“谈”以及 《李敖有话说》 的“说”、 《有报天天读》 的“读”——这些动词上，都可以看出，凤凰卫视更注重发出一种声音。

　　而他作为凤凰卫视的缔造者，借助凤凰致力于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向世界发出了华人的声音。从 “9·11”事件的全程直播到派记者踏上硝烟中的伊拉克，从先后恭迎佛指舍利赴台、港，到促成李敖的大陆之行，人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放眼世界、具有大中华视野和强烈使命感的太平绅士，为在两岸三地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圈营造“和谐”而努力。

　　凤凰每天有一个五分钟的节目，就叫“天地人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用各种不同例子来讲“和”。“和”的理念，其实已经深入凤凰文化。一次采访，凤凰摄制队来到巴基斯坦的餐厅中，有一位外国人问他：“你们是什么人？”他答：“我们是中国人。”那人又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中国人？”他说：“我们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有海外回来的中国人。”凤凰卫视的员工和观众，正好覆盖了这完整的组合。

　　传播“和”文化，而非宗教

　　一直以来，对于两岸三地佛教界的重要活动，凤凰卫视都会投入报道，先后直播了灵山大佛、天坛大佛和志莲净院的开光，以及佛指舍利到台湾、到香港。他说：“就以综合性、有知名度的电视媒体而言，凤凰在佛教的弘扬方面，做了最多。”

　　2002年，台湾佛教界从西安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到台湾全岛各地供奉，凤凰卫视全程直播，见证了万人空巷、至诚顶礼的场面，他深深被震撼：“在9·21地震灾区，我看见了受灾的乡村妇女流泪合掌，面容安详坚毅。我感受到即使在最苦难的人间，佛陀所代表的觉悟和慈悯，仍平等无碍地安抚着人最深的伤痛，触摸着人最深的希望。”

　　2004年，香港佛教界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凤凰卫视再次全程跟踪报道。对于凤凰卫视花费巨资和人力拍摄的法门寺20件国宝的影像资料，他在商却不言商，将资料对竞争媒体全部公开，无条件免费提供使用。

　　曾经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电视台作为一个公器，转播了佛教就必须要转播其它宗教的活动，他回答得妙：“我们转播的并非宗教，而是文化。”

　　在他眼里，对于两岸三地民众来讲，佛教文化的感召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佛教是海内外华人思想联系的纽带，尤其是汉传佛教在两岸三地都有着完全相同的声音、完全相同的感情。而凤凰在两岸三地、在全球华人中间所追求的是求同存异，强调以和为贵。因此，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要宣传的东西。”

　　他在2006年4月杭州召开的世界佛教论坛上发表演讲，“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在经过了千年轮回后，又一次彰显出一定的借鉴价值，不仅能为中华民族提供和谐振兴的动力，也会为渐趋刚性的西方文明带来清新祥和的活力；当此之时，把佛教中兴放在历史的、现实的和它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角度去考量，就会发现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既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也是因应时代变迁应该进取的力量。

霖然

　如果只是知晓“皇甫平”评论的风云过去，或者只是听闻 《改革不可动摇》 里的疾声呐喊，这样的周瑞金，或许是陌生的：

　　他每日参禅，诵心经，念大悲咒，读过的经书数以百计；他恪守养生的平衡之道：“一天五个一”(起床后一杯水，早餐一只鸡蛋，中午一匙醋，晚饭一杯酒，睡前一瓶奶)；他还笃信“认知科学”，常琢磨生命之起源，惊叹佛经对于生命预言的精湛；他甚至关注陈晓旭出家，想着有机会见面一聊。

　　68岁的周瑞金，大半生驻足意识形态岗位，笔下风云际会，放下笔来却是修禅十八年的参研佛学者。

　　“南书房行走”

　　他与禅学的结缘，始于十八年前在 《解放日报》 任上的身体微恙。1989年，刚受命担起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重任，即面临一场政治风波。当时的 《解放日报》， 作为全国意识形态的重镇，周瑞金主管全局社务，掌控报纸版面，深知队伍动向、字里乾坤，常殚精竭虑，彻夜难眠。当年他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服药无济于事，便借人举荐问诊当时上海中医学院王教授，教授治病重在治心，指明并非单纯生理病痛，实因思虑过度，精神紧张，包袱太重，便建议他向内求清宁，以打坐和修禅去浮躁，防失据，安方寸。是为开端。

　　不想从此与禅随形，持十八年而不易不断，静坐冥思之态，几成周瑞金标志性身影。常不分场合，不论时间，大凡坐定，便盘腿若莲花。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即便后来调任 《人民日报》 副总编辑，在编委会那样严肃正经的场合，他亦复如此。别人若问，他总是一句，习惯了，习惯了。

　　其实何止是习惯。1989年那会，他辨时局，甄是非，掌原则，重政策，“既按中央精神办事，又保护了员工，没有伤害过人”，算是圆满结局。他在《解放日报》社三十多年，任领导十多年，几乎没跟人红过脸，调离《解放日报》的时候只向一个人道歉，“因为分房子几次闹得我火起，训斥了几句，但是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向对方道了歉。”时过境迁，周瑞金将这一切归于：“参禅使得我在大事小事面前有了静气”。

　　也在那会，他始读南怀瑾先生的 《论语别裁》 ，不禁击节，传统经典也可演绎至此，不若寻章雕句般的考据小学。后又经王教授推荐，觅得南先生的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彼时的周瑞金打坐初学，常不得要领，不免腰酸腿痛，杂念纷飞，自得指导，一招一式，竟渐入佳境。他说，真是奇功。为此，他写了一篇 《奇书·奇人·奇功》 刊登在杂志上，“那算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南怀瑾先生的文章”。此文经汪道涵先生推介，竟一时被高层所识，放之案头。南怀瑾先生获悉此文后，专程派弟子到上海看望这个“忘年交”，此后信息往来，神交数年。

　　待到与南怀瑾先生见面，已是十年后的1998年，当时周瑞金赴台湾访问，绕道香港，专程拜访，以慰倾慕之心，更圆了面讨禅学的夙愿。当时南先生已八十多高龄，精神矍铄，一见面便说“南书房行走”来了。周瑞金如今解释，一语双关，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常跑中南海，又戏称我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

　　言天下事金刚怒目，养性时安定若闲

　　儒释道三家都讲修身养性。退休后，周瑞金回到上海，住在清静的寻常寓所里，少了案牍之扰，自命“闲云野鹤”的他说，始得专注修禅，才有茅塞顿开之感。他兀自参悟出“修禅即是追寻人文精神”的道理，“什么是人文精神，尊重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关注心灵的追求，关注生命的完善和发展，执着人生终极理想和价值”。

　　他相信宗教与哲学、科学一样之于人类文明觉醒的推动作用，就好比，他坚信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正途一样，不容置疑。他对既往中国，总是贬斥宗教，把宗教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一如他谈及改革方向几遭质疑的事实，无奈中有些遗憾。

　　如是，许多外人眼里的耐人寻味，在他自己而言便是水到渠成。比如，晚年静坐修禅之姿，却常伴辛辣文章与敏感危殆之言，从 《改革不可动摇》 、 《越南改革值得关注》 ，甚至上海社保案、政治改革思想等等，他总是以笔为器，痛快淋漓，外人看来，整个横眉怒目，哪有安定若闲？

　　周瑞金慨然一笑：“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他说，佛家讲普渡众生，不是专求小我的安宁平静和健康，这才是最终目标，才是真正的个人修为。

　　“我观察改革争论了两年，发现主流媒体都不说话，任凭异见汹汹，混淆视听。我洞悉清楚，才写了 《改革不可动摇》 ，引得中央和社会重视，促成改革共识达成。这才有利于国家社会，有利于众生，也才是修禅者应有的境界。”

　　争议也随文章而来。 《改革不可动摇》 发表之初，一时风雨如磐，惹得好事者揭其老底，蜚短流长，扣其“利益集团代言人”、“改革教条主义者”的帽子。他还写过其他切中时弊的文章，结果不怀好意者反唇相讥，进行刻薄的人身攻击。

　　对此，周瑞金总是一笑置之，懒得理会，“修禅者首要内心求安，实话直说，我已心安，不求其他。”有学生替他打抱不平，反被“教育”：“我都耳顺之年了，还在乎这些吗？”

　　对于民意最初的“不理解”，他亦不强求，“寄希望于觉悟”。他说，佛祖也是这样，受苦受难，以此引导众生，终会渐悟。

　　所以，每每文章引起争论，别人替他揪心，他却释然：“这是好事，你要相信他人终会觉悟，他来反驳，已说明受你影响近了觉悟一步。”

　　常有人问他：“现在写文章，每发必中，人是越来越老，文件也很少看了，为什么？”他说，那是因为“我能透彻。佛家讲究通，讲究灵性，思想与语言不时出现在你静思之时”。

　　话听起来有些不可言传的神秘，他却一副笃信的姿态，可以解释的似乎是：他经历了那么多改革起伏，人生亦几遭起落，想来是非曲直早已了然于胸，所谓“通”倒非妄言。

　　这时，他想起了一副对子，隔着电话，默诵开来：“静思足以养老，至乐莫若读书”，准备写出来放在家里自省。还有一副，他写在了自己的书 《宁作痛苦的清醒者》 里：“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两者合一，竟是他此次采访的最后一句禅： “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

　　“知识分子修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他说。

霖然

　办完画展后，他就从一个穷苦的孩子立马翻身成富人。每天，他必须面对不期而至、铺天盖地的赞誉或批评，对此，赵青认为“被开玩笑了”，他最大愿望是逃避这些热闹和名利，“因为它是伤害我的，不开心的，荒诞的”。

　　青庐里的自我生活

　　因为长期关闭手机、换号，致使很多人难以觅到赵青的踪影，不少朋友批评他“没心没肺”。

　　对此，赵青既深表抱歉，又不以为然，他说：“我的心思没有放在对财富、权力的追求上，自然也没有把心思放在人际关系的经营上。”对于那些在人际交往中疲于奔命的人，他常以“无常”劝之。

　　赵青对此体悟深刻，“不少人都试图像阴谋家一样，在不停规划着自己的未来，但他们不认为命运本身便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赵青学油画出身，24岁那年，有人送他一本佛经，赵青阅后，颇感有悟。在北京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时，作品中便有很多用油画手法画的佛像和菩萨。

　　于是，在第二年，他带着妻子回到大理，隐居赤文岛，吟诗作画，参禅悟道。

　　赵青启动了来自自身生命深处的生活理想，构筑了一所令人叹为观止的“梦想之屋”(Dream House)。在老家的云南大理洱海，他修建了一座漂亮城堡，取名“青庐”。

　　城堡是两层的玻璃房，依建在洱海的岩石上，中间是露天大院，日式风格，栽有四季花草，身处其中，无论坐、卧、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在孤岛与海岸之间，有一条连通外界的玻璃长廊，抬头是湛蓝的天空，脚下是荡漾的波澜。夕阳从对面的苍山洒下万丈光芒。

　　习习的海风，码头闪烁的渔火，村头的菩提树茶……人归自然，安静幻化，驻足思量，心性开朗，大有“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之境。

　　由于“青庐”本身的艺术创意性，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到此来参观。除了参观建筑之外，当然他们也想“参观”一下它的主人。

　　“参观”的人虽然肯定会发出惊叹，但是他们却未必参悟得透赵青的人生态度。

　　这就好比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关在笼子里的“饥饿艺术家”，他被人观看他表演的“饥饿艺术”，然而观看者却感觉不到自己人生的荒谬。

　　在这个透明的“笼子”里，每天到一个固定时间，赵青便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抛弃杂念，关掉手机，切断与外界的联系，用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古老方式，吃着素食，诵读“儒释道”的经典篇章。城堡外面是高悬的明月，黝黑的礁石，辛劳的众生……

　　远离喧嚣，穷心智耗资财，坐拥如此美好的世外桃源，真可谓用心良苦，赵青则说自己是“离苦得乐”。那么，苦从何来呢？

　　他生于大理，童少时光，深居大山，终年与自然对话，再加上全家迁至白族地区，语言不通，难以进入白族交际圈。其时身体游离，心性孤独，更别说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

　　直到从北京“京华艺专”毕业，跟随方力均、岳敏君等人驻扎圆明园画家村时，他见识了各种热闹场面。而办完画展后，他就从一个穷苦的孩子立马翻身成富人。每天，他必须面对不约而至、铺天盖地的名利、赞誉及批评，对此，赵青认为“被开玩笑了”，他最大愿望是逃避这些热闹和名利，“因为它是伤害我的，不开心的，荒诞的”。

　　赵青现在拥有自己的公司，衣食无忧，每天的生活井然有序，公司里的员工基本都是信教的，且都吃素食，风气简朴。他聘请的总经理也是以慈悲为怀，常赶赴西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积德行善。

　　“有人把修行看得太神秘，什么是修行，其实就是生活嘛。”

　　我问赵青如果给自己来一幅“自画像”，他会怎样描述。他哈哈一笑道：“第一个词就是：平凡。不是仙，不是佛，不是动物，不会成为别人的一个神话，只是一个会开心也会忧伤的人，不乱吃喝、不赌博，十足的良民。就是一个凡人、常人、俗人。”说完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别人不理解，便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改变我的颜色和真相。”

霖然

　“在远离上海市中心的莘庄，每日人潮滚滚，轰隆隆的地铁或是运送去往红尘工作和享乐的人群，或是迎接劳累了一天的归家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谁能帮助人群免除惊栗、惶惑、痛楚、无助，使之面目清明，仪态安详？”

　　和所有曾经乘坐过这段地铁的人一样，黄绮军亦无法摆脱“生老病死”这些基本问题对自己的困扰，甚至质疑自己三十多年生命历程的价值所在。

　　他是上海市妙心家政公司的总经理，一个致力于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NGO人士，在圈中小有名气。

　　大学时，他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精专数学，好谈抽象逻辑，这样一个人，对佛经产生了兴趣，并投身于NGO事业，确实让人迷惑。

　　鼎盛时期，黄绮军的企业营业额一度到达3000多万，不满30岁的人有此事业，本该颇有成功欣慰，但是他日常总有各种烦恼频频袭来，天赋的本能总让他觉得人生不该只以赚钱为方向。

　　2001年，他遇到了台湾的NGO在大陆开办的一个名为“解脱”的公益机构，这是一个专门以扶贫为目的的成人再教育培训机构。他尝试加入其中，当了一年义工。

　　“解脱”当时主要为外来务工者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同时帮助他们在上海找到工作，在此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经过系统培训后，民工们脱胎换骨，变得很有礼貌，很有自信，甚至很值得人尊重，这种变化，让他肃然起敬，那些不是在商学院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在农民工的心里产生了变化，让他们的生命焕发出如此的光彩？

　　一年之后，他果断把自己经营多年的企业让给亲戚，并退出所有股权，全身投入“解脱”的义工生活。

　　2003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公司“妙心家政”，专门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家政培训，以帮助他们在城市立足。这种培训，平均每人的成本为550元，同类家政公司收费800-900元，但妙心的收费仅为100元，这块亏损，须靠其他的生意来弥补。

　　公司在莘庄附近的一处朴素的复式公寓里，看起来有些奇怪，那些“阿姨”、“保姆”都是公司员工，平时公司员工出门做钟点工或住家保姆，公司提供免费集体宿舍，配备设施齐全的厨房、洗手间、淋浴室。针对刚从农村来到上海的农民，黄绮军提供各种免费的家政培训，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并且找到稳定的工作，3年来，已经有800多人得到了这样的帮助。

　　他从菲律宾请来家政老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与农村妇女交流，他一再强调，家政不是“侍候人”的工作，而是和其他行业一样受尊重的服务业，排除他们做保姆的羞辱感，同时，他也会找一些国外做家政的例子启发他们，“英国的管家年薪可是十万美金哦，硕士生也想去做，那也是做家政啊。”

　　他还从一千多年以来寺庙的礼仪规范里总结出一套日常行为规范，教给家政服务人员，比如喝水要如“龙含珠”，用筷子要如“凤点头”，并且要心灵专注宁静，仪容安详，做到这些，自然会令雇主尊重，彼此愉悦。

　　“那么你目前的‘苦’是什么？”

　　“我的苦，当然是希望‘妙心家政’发展得更好，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培训他们的技能，让更多的人心灵有所变化，而现在我能服务的人还是很有限的。”

霖然

　“Zen： 禅、禅宗：起源于中国，后传至日本，强调以静坐沉思企求进入精神集中的境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

　　Zen ，是日文“禅”在英语里的音译。

　　西方人为什么寻找Zen?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博士余海礼有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做法：他把唯心的禅和唯物的科学，结合在一起，他通过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论断：禅，必将成为拯救世界人类的力量之一。

　　而以在世界上大力宣扬“武术禅”和“文化禅”少林寺，在国外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拥有数百万的信徒和追随者，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科学家独特的论断。

　　在少林寺后面的五乳峰巅，人们经常看到外国人在给达摩燃上几支香之后，面向落日，沐浴阳光，端坐冥想；在少林寺的大殿里，经常有外国人靠在墙边，闭上双眼，聆听小到三十多岁、大到八十多岁的高僧们念经、敲木鱼、击罄。

　　禅在东方，当我们忽视这个感性力量存在的时候，当我们努力工作去挣钱斗争的时候，西方人，正在消化着送到门口的宝贝或者来到中国体验这种力量。

　　人们嘲笑美国的500个人到少林寺朝拜山门，是做秀，但是对于这500个美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家人来说，也许不是这么简单。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一篇论文里谨慎地提到了将科学精神引进到佛教的传承里。无独有偶，余海礼也已经系统地认识到，在理性冲突造成的灾难加剧，价值观越来越模糊的地球上，禅是一种重要的感性力量。

　　理性与感性的世界

　　余海礼认为，科学和政治、宗教不同，不是谁掌握的话语权愈多，谁被证明犯错的几率就愈少。大教皇与独裁者是永远都不会犯错的。科学的世界没有神圣的戒律，只要明天出现了一个有力的反对证据，不管先前曾经正确过多少次，它还是必须被重新理解与修正。

　　“事实上，认识这个世界的途径并不只有科学一途。世界可以通过理性(科学实验)来认识，也可以通过感性(心灵感悟)来认识。从科学认识世界中人类能够获得物质力量，从感性认识世界中人类能够得到精神力量。这两者，恰恰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东西。”他说。

　　17世纪的中国，中华帝国走进大清时代，绵延的历史并没有从西方学习到理性的力量，除了大炮。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在经历了近千年黑暗神权统治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理性思维作为生活依据的声音由弱渐强，西方打开了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大门。西方的理性达到一个高峰，到现在还无法超越。

　　但现在整个西方世界，最严肃的问题是：如果未来的社会是机器人社会，或者说半人半机器的社会，那未来的问题是什么？

　　“连问题都不知道在哪儿，就太可怕了！”余海礼说。

　　“如何与机器和谐地存活下去，已经成为基本问题。这问题就在眼前，几年之内，你也许就不用‘google’，你的大脑内装个芯片就行了。你也用不着采访我，还非得记录我的话，可以直接排版了。还有，你会不会被机器PK掉？机器革了你的命，你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又在哪儿？其实，这也是人类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人类目前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在眼前！”

　　在西方，科学与法制的力量已被推展到极致，坚硬的社会需要润滑剂。

　　“除非新的社会结构出现，西方的崩坏是必然的。理性不是人类的全部，当理性发展到极致，人人都感到自己掌握着终极真理时，冲突与灾难乃至因寻求能源而起的新的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很深刻地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因此，眼下的西方社会有句流行语：看东方！”

　　“人有理性、感性两个部分，只有其一是不能存活的。科学是发现真理的方法，禅是安静心灵的方式。千万不可硬把禅往科学上套，两者不可比较高下，一旦比较，禅反而会失去自身的魅力。禅在中国是安静的，但禅能补救西方感性的不足。西方人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心的不安，禅能告诉他们安下心来。这也是这些年禅在西方大受推崇的原因所在。”

　　有趣的事情是，西方人借助媒体的力量和自身的需求，让禅在西方世俗化，化为生活的力量。而中国对感性力量的需求，还不很强烈——它仅仅停留在一种态度上。

　　中国的飞速发展，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正在逐渐加强理性的力量；而西方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当他们看到战争、恐怖、歧视造成的困惑之后，寻求与这种理性力量融合的东西，他们显得更迫切。

　　“因此，禅在未来能够对人类做出贡献，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科学和心灵的共同归宿——人

　　余海礼经过很多年的摸索，感到理性的科学和理性社会造成的灾难带给他困惑之后，开始慢慢了解佛学、慢慢了解禅宗。

　　他发现了佛学和所研究的科学以及三十几年来思考的问题的一致性，那就是中国古老文化和佛教的根本要素：人。

　　他设问说，中国人未来100年里，能为未来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文化对全世界人类社会的贡献，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未来100年或1000年里，我们能做什么贡献？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了的问题，这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全面勃兴。

　　“人是世界上惟一会用工具屠杀自己同类的动物，一只狗不会杀一只狗，狮子不会杀狮子，但是只有人才会杀人，而大量的屠杀，通过神圣的口号去杀人。当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关键是他心目中不认为对方是个人。”这位科学家说。

　　18世纪的时候，当时英国有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在进行，有人把一个非洲的女人抓到笼子里，把她关起来，把她的女儿也关起来，供人参观。就今天来看，这是个非常残忍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时没有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个人，把她看成是个动物。

　　在15、16世纪，意大利有一个叫隆布罗梭的人有一个犯罪学说。因为这个学说，大量的婴儿一生出来就被杀掉：婴儿一出生，他们会用尺子去量他的眉毛和眼睛的尺寸大小，如果不符合“规格”，这个孩子就会被杀掉，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不是个人，会是个魔鬼。

　　所以，如何定义一个人，是整个人类的文化基础。他说，“9·11”，还有宗教而引起的战争，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在欧洲，一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我们才透过刑法来定义一个人。今天的社会里，我们通过刑法来定义一个人。但是刑法是纯理性的产物，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中，理性不是全部，我们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我们除了理性的生活以外还需要感性的生活。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战争，基本是因为法律没有办法解决国家跟国家的问题、种族跟种族的问题，这些都是理性的产物。”

　　禅：从态度到力量

　　“我认为，在种种的学问中，禅对人的态度是非常进步的。”

　　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人生目标，有太多的人生价值，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教育要精忠报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从小就被赋予很多价值观、很多目标。

　　今天社会的问题是人生失去了目的、人生失去了价值。所以今天的全球社会，只关心经济的成长、关心国力有没有增强，而已经很少再去真正严肃地探讨人生的价值了。

　　从今天科技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在有生之年应该可以看到人跟机器的结合。人机的新一代生命的出现是无可避免的，人跟机器的结合作为下一个新的生命形式是无可辩驳的。

　　如果今天我们对人都没有定义的话，那么未来的新的社会中，人如何存活下去？现代的人如何在人机社会中生活得愉快？

　　西方过分强调了理性的力量，而忽视了感性的力量，但理性的力量没有办法给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禅宗是告诉你，如何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完整、完美地生活下去。禅宗会提供一个理性跟感性结合的桥梁。我们知道，光靠感性没有办法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你喜欢抢就去抢，喜欢偷就去偷，完全凭我们的感性去生活，这个社会也不可能稳定。

　　“所以，未来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一定是能够提供一种理性和感性平衡的社会，而禅的学说的实现，就是一个关键的学问。”

　　余对未来的禅在人类社会有这样的定位：必须使禅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回答是，未来的禅必须能够产生力量，产生天择的力量。

　　“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他赋予了哲学行动的力量。两千年来人们都谈哲学，但到他手上，哲学就变成了行动的力量。过去禅只是一种学问，一种态度。有限的能源可以通过禅的筛选，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生存模式而存活下去，为未来提供一种方向，为未来的人机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

　　“这也是西方为什么要寻找Zen的原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