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誠法師：迎接佛教發展的春天

企美诺布

　　十月金秋時，西湖杭州處。繼去年四月在北京法源寺，第一屆漢傳佛教講經交流會成功舉辦之後，時過一年半，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講經交流會也功德圓滿了。杭州歷來就是一個有著深遠影響力的城市，這不僅是因為它有風景如畫的西湖，被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贊為「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也不單是因為它經濟上的繁榮，被元朝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譽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更是因為這方水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養育了如群星般璀璨的英才，包括在中國佛教史上流芳百世的延壽、省常以及袾宏諸師。在這裡舉辦講經交流會，也預示著我們將沿著前輩們的腳步，繼續擔當起弘法利生的志業。


　　佛教因其進足以救濟蒼生、退足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內涵，暗合漢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文化氛圍而得以生根，在長達兩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對於這種角色的重新認識和定位，將有助於看待在當今開展講經交流的意義與價值。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生根發芽的春季；第二階段：隋唐時期——繁榮鼎盛的夏季；第三階段：宋元時期——開花結果的秋季；第四階段：明清時期——落葉歸根的冬季。


　　第一階段：生根發芽的春季。

　　在經歷近三百餘年一支獨秀的大一統局面之後，儒家綱常名教的思想開始走向僵化，道家自然無為的思想重又登上歷史舞台，這恰為提倡無我思想的佛教培植了肥沃的土壤。在這個階段，佛教以翻譯並解釋經典為主要特徵。在翻譯經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安世高、竺法護和鳩摩羅什，而在解釋經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則是道安、慧遠以及僧肇。因為漢地所特有的文化背景，無論是翻譯經典，還是解釋經典，都自覺不自覺地採用了「格義」的方法。也就是說，用本地所特有的語言表述經典，用民眾所熟悉的內涵理解經典。這樣一來，從一開始傳到漢地，佛教就帶上了本土化特色，並因此而紮下根來。我們發現，在這個階段，翻譯經典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往往是來自西域諸國的僧人，他們不但有著很高的佛學造詣，而且還能通曉漢地語言和文化；而解釋經典有突出貢獻的，則往往出自漢地，如道安與僧肇，對於本土文化，如儒家和道家思想，他們往往有很高的修為，在理解佛經方面能夠做到左右逢源、觸類旁通。


　　第二階段：繁榮鼎盛的夏季。

　　魏晉南北朝的動亂，給社會民眾帶來莫大的疾苦，卻促進了佛教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深度融合，並隨著民眾的不斷遷徙而得到廣泛的傳播。當整個國家再次走向統一與富強的時候，也帶來了佛教的繁榮與鼎盛。在這個階段，佛教以創宗判教為主要特徵。在中國佛教史上所出現的大乘八宗，都是創建於這一時期。比如，吉藏大師創建三論宗、智者大師創建天台宗、善導大師創建淨土宗、法藏大師創建賢首宗等。這些大師之所以能獨樹一幟、建立法幢，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經過幾代人的傳承，佛教思想慢慢從被本土文化格義的局面中解脫出來，逐漸又回歸到基本教義上來。比如，吉藏大師的「中道佛性」思想就受到了僧朗、僧詮、法朗的影響；智者大師的「三諦圓融」思想與慧文、慧思的思想一脈相承；法藏大師也直接繼承了杜順、智儼的「法界緣起」的學說。其次，這些創宗祖師大都自幼出家，博學三藏，通宗通教，故能博采眾長，獨樹一幟。比如，吉藏大師七歲跟隨法朗出家，不但精研三論，而且貫通《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大品般若經》等；善導大師自幼出家，熟誦《法華經》、《維詰摩經》，以此貫通《觀無量壽經》。簡而言之，注重思想的傳承，同時貫通佛教諸經，並回歸到某一部或少數幾部經論上來，以此為修學的主要依憑，從而形成這一時期所特有的各宗並行的繁榮局面。


　　第三階段：開花結果的秋季。

　　隋唐時期佛教鼎盛的局面，隨著唐武宗滅佛而宣告終止。在這期間，無論是佛教寺院，還是佛教典籍，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壞，大量的僧眾也被迫還俗。這樣一來，漢傳佛教各個宗派的傳承也被迫中斷，並因此趨於衰落，但禪宗卻是個例外。由於禪宗叢林早在中唐時期便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改造的過程，這使得它對社會的依賴降低，同時由於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獨特修行風格，又使它對經典的依賴遠不如其他宗派那麼緊密，因此唐朝末年的社會動亂並沒有危及到禪宗的命運。不僅如此，在隨後宋元兩代近四百年的歷史中，甚至成了禪宗發展的黃金時期。我們之所以稱這一時期為開花結果期：一方面，對佛教自身來講，不但產生諸多新的禪宗門派，而且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祖師得到開悟；另一方面，對外在社會來講，佛教成熟的心性論思想，反過來促進了本土文化的更新，形成了體系更加健全的宋明理學，並因此影響了自宋朝之後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雲門宗的永安契嵩禪師、臨濟宗的大慧宗杲禪師，以及曹洞宗的萬松行秀禪師。縱觀他們對佛教發展的貢獻，不難發現以下共同特徵：首先，在思想理論的建設上，他們都比較強調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對於佛法與世間法之間的通融，他們往往也有比較詳盡的闡述，從而促成了佛教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之一。其次，在弘揚佛法的實踐上，他們也比較注重對上層士大夫的影響，主動地為佛教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外圍空間，並為佛教信仰在民間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四階段：落葉歸根的冬季。

　　在經歷宋元兩朝近四百年的發展之後，由於對經論以及對戒律的忽視，禪宗逐漸暴露出諸多弊端，並因此日益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便是明清時期淨土宗的興盛。關於這一點，有據為證：在淨土宗十三位祖師中，僅有一位出現於宋元兩朝的初期，而明清兩朝卻陸續湧現出了六位。即使是明清的禪師們，也大都提倡禪淨雙修，對淨土的信仰亦是日益加深。由於在認識上通俗易懂，在操作上簡單易行，淨土宗遂獲得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社會底層民眾的歡迎，佛教也因此走出了僧團，走出了士大夫階層，走進了民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現明顯的世俗化傾向。也正是由於這種緣故，我們稱之為落葉歸根期。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人物為雲棲袾宏大師，以及藕益智旭大師。他們的共同特徵是：主張融合教、律、禪各宗，勤修淨業，導歸淨土。這樣一種特徵也使得佛教於民國時期，在面臨各種內憂外患的時候，能出現各宗短暫的復興，以及太虛大師所倡導「人間佛教」的出現。


　　截至新中國成立，佛教在中國近兩千年的發展，經歷了生根發芽、繁榮鼎盛、開花結果、落葉歸根等春夏秋冬四季，也因此完成了一個輪迴。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當國家在經濟上日益發展，政治上日益開明之後，對文化繁榮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這種狀況也預示著佛教發展春天的到來。但在這種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下，佛教能否走上健康而又充滿生命力的發展軌道？卻是擺在每一位佛教徒面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鑑往可以知來，回顧過去佛教的發展歷程，當給予我們彌足珍貴的啟示：


　　首要的一點，就是在新的語境下如何對經典進行詮釋的問題。就像當時佛教傳入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語境，若是詮釋不恰當，就會產生諸多誤解，乃至最終遭到遺棄。這樣一來，後面所有的過程也都變成了子虛烏有。今天，我們同樣遇到這樣的問題。雖然同樣是在中國，但時代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儘管經典的內涵有它永恆的意義，但其中的內涵如何用符合現代人思維習慣的語言加以描述，如何用人們易於接受的方式加以表達，同時又如何對出現的諸多新事物加以研究，並給予符合經典內涵的詮釋，這些都是在重新解讀經典時要面對的問題。今天舉辦這樣全國範圍內的講經交流，主要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夠掀起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解讀經典的熱潮，從而賦予經典以鮮明的時代氣息，讓經典的時代價值得以充分的體現。


　　當然，除了時代的因素之外，我們還面對著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這就是佛教如何走向全球化的問題。過去佛教在中國，面對的還僅僅是一個本土化的問題，考慮的是如何與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問題。今天，佛教要走向全球化的時候，所面對的就已經不再是如何與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問題，事實上這個過程也已經完成了，現在要考慮的，就是漢傳佛教如何與藏傳佛教以及南傳佛教互相借鑑、優勢互補的問題，以及佛教如何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西方哲學思想互相交流、取長補短的問題。這個關係到佛教未來的命運，消極等待的結果自然不堪設想。在佛教傳入中國初期很長一段時間裡，佛經主要的翻譯都是由精通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化的西域諸國僧人完成的，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佛教能否在中國紮根，都還是個未知數。這也就告訴我們，如果希望佛教走向世界，那麼，就要主動地走出去，深入世界不同的地域，學習他們的語言，瞭解他們的文化，然後儘可能多地借用他們本土的文化，並以符合他們語言習慣的方式，翻譯他們讀得懂的佛經，從而慢慢讓佛教在世界的每一個區域紮根。我想，這是每個佛教徒應該擔負的一種神聖的使命。事實上，也只有這樣一個過程的完成，佛教蓬勃發展的機遇才會隨之而來。


　　無論有沒有意識到，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從這種角度來看，諸位今天能夠參加漢傳佛教講經交流會，其意義已不單單是一次講經交流，更代表的是一種時代的責任感，願與諸位共勉之。
　　謝謝大家!


來源:佛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