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放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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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前，汉人已有放生的习俗。《列子·说符篇》记载赵国邯郸城民众在正月初一贡献斑鸠给赵简子，赵简子每每都会厚赏民众后，将斑鸠放生，以显示诸侯有好生之德。西汉时期在正月初一有放生鸟的习俗，传说这是因为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躲避项羽的追捕而藏到一个井中，藏好后有几只鸟飞到井边栖息。追兵看到井边有鸟就不怀疑刘邦藏在里面。刘邦躲过此难，就规定每年的正月初一放生鸟类，以示不忘救命之恩。
   
　　佛教传人中国后，佛教的放生活动与汉族原有的放生习俗混合在一起。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使放生更加流行。大乘佛教将一切法都看作是佛性的显现，万法皆有佛性。佛经《大乘人楞伽经，断食肉晶》中是这样说的：“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不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大慧，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同于己身，念肉皆从有命中来，云何而食……在生处观诸众生皆是亲属，乃至慈念如一子想，是故不应食一切肉。”这段经文强调人类只是众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梵网经》卷下“第十四放火焚烧戒”，禁止“放大火烧山林旷野”，特别指出在四月至九月禁止烧山，因为这正是虫蛇鼠蚁等生灵繁殖的时期，若放火烧山，会杀死无数小生灵。《梵网经》卷下“第二十不行放生戒”提出，不仅自己要“行放生业”，而且要叫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牲畜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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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雅士也深受放生和护生观念的影响，他们的放生行为在诗文中多有体现。如诗僧齐己写有《放鹭鸶》一诗：“洁白虽堪爱，腥膻不奈何!到头从所欲，还汝旧沧波。”(《全唐诗》卷838)从诗文中可看出，这是一个被动的放生行为，是嫌鹭鸶腥膻才放生的。也有文人因为所养笼禽患病或老去而放生弃养。如王建的《伤韦令孔雀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为尔别开池。池边凤凰作伴侣，羌声鹦鹉无言语。雕笼玉架嫌不栖，夜夜思归向南舞。如今憔悴人见恶，万里更求新孔雀。热眠雨水饥拾虫，翠尾盘泥金彩落。多时人养不解飞，海山风黑何处归。”(《全唐诗》卷298)和前面两个文人相比，宋之间的放生行为更具有主动性。有人送他白鹇，他认为物性不可违逆，所以选择了放生之路。

　　民众更是放生的主力军。自唐代以后，民间的放生活动非常流行。民间大规模的放生活动一般集中在岁末、佛诞日、安居结夏等日子里举行。放生的地方，一般都选在天然湖泊或江河。届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络绎不绝地来到放生之地，举行隆重热闹的放生会。《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是这样描述南宋时佛诞节在西湖举办的一次放生会的盛况的：“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诞，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中。船内看经、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泥鳅放生……”西湖放生会的规模较大，最多时有数万人参加。

　　现在世界上每年都有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品种灭绝，保护动植物资源、保护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中国古代放生和护生的文化传统或许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信息来源：中国宗教网，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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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的影响下，放生和护生的观念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一些信佛的封建帝王大力提倡放生和护生。《魏书·释老志》曾记载：北魏延兴年间，退位的魏显祖拓跋弘在猎鹰的过程当中，擒获了一只鸳鸯，它的伴侣虽未被擒，却绕着它悲鸣不合离去。拓跋弘就下令将那只鸳鸯放生。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特别崇尚佛教，自己终生素食，并大力推行素食，可以说对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以佛教徒和皇帝的双重身份，接连颁布“断酒肉文”、“论酒肉敕”、“喝断肉律”、“禁牺牲文”等诏令。既用佛教戒律，又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禁止食用酒肉，甚至不许用畜禽作为祭祀用品，这对护生有极大的帮助。隋文阐扬释门护生之义，于开皇三年(583年)立敕，规定了“长月断杀”之制：“其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遍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全隋文》卷3)每年三长月，每月八天，一切僧俗不得杀生。这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性的保护动物的活动。唐代统治阶级也大力提倡释门的护生观念。唐肃宗在乾元二年(759年)的时候曾经颁布圣旨，在全国81个地方设立放生池，蓄养鱼虾之类，禁止人们捕捉，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还为这些放生池专门书写了碑文。宋真宗在天禧元年(1016年)曾下诏重修天下放生池，并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里内捕鱼。还有一些帝王是因为大臣的上谏而放生。史书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曾派宦官到江南捕捉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遭到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谏止。玄宗下诏嘉奖倪若水，赐给他40匹绸缎，并把捕来的鸟全部放生。宋徽宗也喜好驯养禽兽以供赏玩，宣和年间，宫里设有“禽苑’，专门笼养四方上贡的珍禽异鸟，是一个飞禽公园，后来为谏臣所劝止，宋徽宗将这些飞禽全数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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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院和僧人在放生和护生方面做出了表率。隋代天台宗创始人智颖曾经在江浙一带向沿海的渔民宣传放生思想，当时许多渔民受他的影响，舍扈梁63座为放生池，对这一带的民俗影响很大。隋代高僧普安“居处虽隐，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赎，劝修法义，不杀生邑，其数不少。尝与龛侧村社，缚猪三头，将加烹宰，安闻往赎。社人恐不得杀，增价索钱十千。安曰：‘贫僧见有三千，已加本价十倍，可以相与。’众各不同，更相忿竞……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此彼俱肉尔，猪食粪秽，尔尚啖之，况人食米，理至贵也。’社人闻见，一时同放”。(《法苑珠林》卷28)武周时期，监察御史王守贞出家为僧后，在长安西市开凿了一个池塘，“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为放生之所”。(《宋高僧传》卷26)

　　隋唐时期，素食制度在全国普遍流行。素食是落实不杀生戒的有力保证。素食的根本目的是在生活中培养人的慈悲佛性，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素食对于保护动物的多样性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佛教的内律规定，在万物生长迅速的三个月里佛教徒要结夏安居。这三个月里佛教徒要居寺修行，避免外出，以免伤害生灵。中国佛教徒的安居时间一般是从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出土的敦煌文书表明，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结夏安居制度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这对护生非常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