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塔宝藏的秘密——揭开“七宝供养”之谜（1）

恒念弥陀

玻璃水晶瓶

佛教七宝也称七珍，指七种珍宝，但所指并不确定，也不限于七种，而是泛指世间一切珍贵稀罕之物。早期佛经中提到的七宝，很多是中国本土没有的，故依梵音翻译，且音译略有差异。不同的经书所译七宝内容也不尽相同：《智度论》译为金、银、毗琉璃、颇梨、车渠、马瑙、赤真珠；《阿弥陀经》译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般若经》译为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虎珀、珊瑚；《恒水经》译为白银、黄金、珊瑚、白珠、砗磲、明月珠、摩尼珠；《法华经》译为金、银、琉璃、砗磲、码碯、真珠、玫瑰；《称赞净土经》译为金、银、吠琉璃、颇胝迦、牟娑落揭拉婆、赤真珠、阿湿摩揭拉婆。同一部经书，不同历史时期所译的不同版本也略有不同。以《无量寿经》为例，汉代版本译为金、银、琉璃、水精、车渠、珊瑚、琥珀；曹魏时期译本为紫金、白银、琉璃、水精、砗磲、珊瑚、琥珀；唐代版本是黄金、白银、琉璃、颇梨、美玉、赤珠、琥珀；宋代版本为黄金、白银、琉璃、颇梨、砗磲、真珠、琥珀。藏传七宝与汉传说法也不尽同，一般指红玉髓、蜜蜡、砗磲、珍珠、珊瑚、金、银等等。
七宝起塔，源于佛灭时代。《四分律》记：“云何安舍利？应安金塔中，若银塔，若宝塔，若杂宝塔……”，此“金银杂宝”即“七宝”之属。随同舍利瘗藏的供养物“七宝”，与舍利一同被视为佛教圣物。《菩萨璎珞经•供养舍利品》曰：“佛言起七宝塔，满中全身舍利”；《大唐西域记》载：“七宝小窣堵波，置如来顶骨。”这里所说的七宝不限于外部装饰，而含有内部瘗藏物。
金银
金器的使用可追溯到大约四千年前。黄金的物理性能稳定，在自然界中多以游离状态存在，故获取较易。黄金质表华美，机械加工性能好，延展性强，因此黄金一出现就用于装饰。殷墟就有金箔出土，商代有夔凤绞金饰器出土；春秋战国至汉是金器盛行的时代，此时金器为王公贵族所垄断，民间难得一见；隋唐时期民间金器的使用才大行于世。银在自然界中是以化合物形态存在的，提炼技术较为复杂，故其发现与使用比金器要晚。目前所知最早的银的使用，当属春秋时期的错金银兵器和礼器。由于在自然界中银的储存量大于黄金，故而一旦其提炼技术为人们掌握，银器就流行起来，而且由于其价格方面的优势，使得民间用银器的数量远远超过金器。北宋时期京师开封城商品经济繁荣，且出现大宗金银交易。《东京梦华录》记载“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金银至今仍作为货币行使流通手段职能，是自然界中最早被人类所认识的财宝之一。
殿宇里的佛造像要贴金，即“佛要金妆”；菩萨要铸金银身，表示“金身护体”；许愿灵验要给佛菩萨镀金身，有“真金不怕火炼”的意蕴。佛教七宝所谓金银，并没有明显界线区分，一般被视为同一类物质。金棺银椁或金椁银棺本身就是七宝圣物。目前已发现的瘗藏佛舍利的金银棺椁主要是唐宋两代皇室制作。北宋时期较具代表性的有山东汶上县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地宫出土的金银棺椁。
1994年3月，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地宫发现宋代瘗藏佛牙舍利的金椁银棺，系北宋皇室精品之作。整器由金椁、银棺、银须弥座组成。金椁为银质贴金箔，长26厘米，高28厘米，宽8.4厘米。椁盖为五棱体，套两道金箍，前档有錾宝相花火云冠。金椁安置在银须弥座上，须弥座围透雕栏杆，通体錾吉祥缠枝纹，束腰有镂空如意云斗图案。座头两侧悬“太平通宝”鎏金币二枚，是宋太宗时期皇家特制的供养钱。金椁整器集锤鍱、贴焊、铆合、镂雕、錾刻、贴金等繁缛手法于一体，玲珑剔透，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工艺考古价值。银棺长16厘米，高4厘米，宽5－6厘米，由盖、体组成，素面，银封箍一道，分前后两室，以木匣分隔，前盛佛牙，后储舍利，有丝织物包裹。
金银棺椁在北宋地宫中多有发现，比较著名的还有：陕西武功报本寺塔、江苏涟水妙通塔、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椁和山东兖州兴隆塔的鎏金银椁等。台湾佛光山展出的金银棺椁大多也是北宋时代的。
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棺椁本非储殓佛舍利的专用品。三国曹操死后，众官入殓于金棺银椁；唐玄奘圆寂后，唐高宗为他安排了极其隆重的葬礼，用金棺银椁储殓玄奘舍利。只是唐宋时期更多地以金银棺椁瘗藏佛舍利，渐成为一种佛教仪轨和固定法事。
其他形制的舍利金储具也有发现。如南京长干寺遗址地宫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塔高1.1米，堪称“金塔之最”，更为特别的是，塔内还有一套金银棺椁，这种复合式的瘗藏储具还是第一次发现；隋唐盛行的盝顶金银函和吴越国流行的金涂塔在宋代瘗藏中仍有大量发现；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的瓜棱形金瓶，有碑文铭记其确切制作年代，可作为北宋舍利金瓶的标准器。
1988年在五台山中台顶佛塔地宫遗址出土了一千多枚背面刻有佛像的“淳化元宝”金币，是宋太宗布施给五台山的供养钱。另外，北宋佛塔还常见金银佛菩萨像、金银代舍利颗粒和金条等瘗藏物。
水晶和玛瑙都是自然界中的矿物质。水晶又称水精。《本草纲目》记，水晶“莹沏晶光，如水之精英，会意也”，并将它同玻璃归属为一类。北魏张辑撰《广雅》称，“水精谓之石英”。这正是它的现代化学和矿物学名称，其成分为SiO2，属六角晶体，未加工有棱角的天然石英晶体俗名“菩萨石　”，即据其六角对称性和分光作用的效果“如佛顶圆光”而得名。
水晶最早成为佛教七宝说明古印度对水晶的认识和利用也是较早的。水晶器皿、原料在多数佛塔瘗藏中都有发现，有的直接充当了舍利，可见其在佛家心中的地位。水晶器在佛塔瘗藏中多曾发现：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石函内，发现过多枚“巨大”的水晶珠和一枚“水晶”饼，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之前的文物；南京长干寺遗址地宫也出土了北宋时期瘗藏的多枚“随球”，又称“摩尼珠”，即水晶；湖北当阳玉泉寺地宫发现大量水晶佛珠和紫色水晶石。地宫出土的水晶器很多是盛装舍利的容器，许多水晶舍利瓶是与佛舍利一起由印度进入中国的。
玛瑙产生在大约一亿年前。在矿物学中，它属于玉髓类，是具有不同颜色且呈环带状分布的石髓，通常是由二氧化硅的胶体沿岩石的空洞或空隙的周壁向中心逐渐充填、形成同心层状或平行层状块体。一般为半透明到不透明，储量很大，色彩斑斓。
玛瑙在古代文献中有马瑙、马脑、码碯、阿湿摩揭拉婆（A•magarbha）等异译。玛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之物。藏传佛教神秘的“天珠”即是玛瑙之类。佛塔瘗藏七宝中玛瑙的出土数量极大，许多细粒状的玛瑙直接充当了舍利，如兖州兴隆塔地宫发现的五颜六色的“舍利”数十万计，多数是经过磨光的玛瑙和水晶砂石颗粒。
汶上宝相寺地宫出土有玛瑙管饰。同时出土了水晶摩尼串珠和水晶舍利瓶。水晶摩尼串珠共108颗，每颗直径约0.8－1厘米，椭圆体，原为高僧随身佩带的法器，出土时搭放于金棺之上，显示了较高的瘗藏规格；水晶瓶为天然水晶琢刻，通体透明，质有纹理，厚壁，盖、体可分，盖比例较大，高８厘米，最大腹径4.8厘米，状似束腰葫芦，盖顶端为宝珠形，下部覆钵体，硕腹，底渐内收。这一型制近似原始佛灭时代标准舍利储具造型，应与佛舍利同时舶来。
玻璃 琉璃
在古代，玻璃和琉璃都是人工冶炼的宝石。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化学界的检测证明，中国有生产玻璃的历史。但考究中国的生产状况，似乎时起时断，从未形成一种延续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的玻璃手工业。玻璃是炼丹家偶然的发现，玻璃的生产工艺及其成品，都被人们当成是一种神秘的事物。陕西宝鸡市的西周墓、战国曾侯乙墓等，都曾出土为数不少的料珠和玻璃珠；河北满城还发现了汉代玻璃杯、盘；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古代墓葬中，近年来陆续出土了大量玻璃管珠、棱形珠和琉璃壁、琉璃杯、琉璃瓶、剑柄镶嵌物等。东汉王充所记“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至今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河北定县发现的北魏玻璃钵、瓶、葫芦瓶等，陕西耀县、西安等处发现隋代玻璃杯、瓶、盒、罐、蛋形器等，陕西三原、湖北郧县、甘肃泾川等多处发现唐代玻璃瓶、矮颈瓶与舍利瓶等等，这些玻璃器皿的发现多在佛教遗址，尚不能确定其生产地。据调查，出土的隋代玻璃几乎都是绿色。唐宋玻璃制品矮颈瓶与舍利瓶，都与佛教有关。
外国输入的玻璃与中国自产者大不相同。考察中国玻璃的历史，中国古代除了少量自产的玻璃，更多的是舶来品。春秋战国墓地和南方楚墓中出土的玻璃珠就是从陆路或海路输入中国的玻璃制品；秦汉以降，西域玻璃制品不断传入中国。《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出产“珠玑、珊瑚、虎魄、壁琉璃”；《汉书•地理志》有武帝时“入海，市明珠、壁琉璃”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西域僧人和使臣屡有进贡玻璃的记载。《梁书•诸夷传》记，天监十八年（519），扶南国谴使“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中大通二年（530），丹丹国王谴使“献舍利，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在唐代此类记载更多。武德二年（619），罽宾国谴使贡“颇黎状若酸枣”，劫者国也谴使献“宝带、玻黎、水精杯”；贞观四年（630），林邑国王“范头黎谴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婆利国使者献佛舍利和“方物”；贞观十五年（641），“中天竺王尸罗逸多谴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贞观二十三年（649），堕和罗国“又谴使献象牙、火珠” ；此外，史书还记载了泥婆罗国、康国、波斯国、拂菻国出产玻璃、水精，还有南天竺、呾蜜国，吐火罗、箇失密国也均有出产或献琉璃等物，以及天宝初，狮子国王尸罗迷迦“再谴使献火珠”等等。（未完待续）
来源：http://fo.ifeng.com/foyibolan/detail_2010_02/22/351043_0.shtml

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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